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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三角”经济一体化,我省的应对办法-凯发天生赢家
“长三角”经济一体化,我省的应对办法
文/鲁霖、吴成颂(发表于2003年9月17日《安徽日报》)
一、 长三角经济一体化的现状及发展形势
地理上的长三角主要是指长江入海口的冲击平原。现在讨论的长三角,是指由上海、江苏省的苏州、无锡、常州、镇江、南京、扬州、泰州、南通市及浙江省的杭州、嘉兴、湖州、宁波、绍兴、舟山、台州市等16个大中城市组成的经济区,约10多万平方公里。2002年长三角地区以占全国1%的土地和6%的人口,创造了占全国18.7%的gdp、21.4%的财政收入和28.5%的外贸出口份额,吸引了38.6%的国外直接投资。从经济总量看,长三角各城市大致可划分为4个层次:第一层次是上海市,经济总量、外贸出口、利用外资等均占长三角的30%左右,财政收入更是超过50%,是长三角的龙头;第二层次包括苏州、杭州、无锡、宁波和南京,这5个城市的gdp均超过1000亿元、财政收入超过200亿元;第三层次包括常州、南通、绍兴、嘉兴和台州市,这5个城市的gdp都在700亿元以上、财政收入超过70亿元;第四层次包括镇江、扬州、泰州、湖州和舟山市,这5个城市的gdp在700亿元以下、财政收入在70亿元左右。四个层次(除省会城市外),大体与上海市的远近形成梯次结构。以上海为龙头,苏、浙为两翼的长三角地区工业化程度高,综合性制造业力量雄厚,经济增速快,竞争力强,全国50%以上的百强县诞生在这里,中心城市集中度也高,可排名为世界第六大城市群,在环我省四大区域经济(珠三角,京津唐,长三角,西部地区)发展中处于重要地位。
(一)长三角经济一体化进程。从政府行为方面归纳可分为三个
阶段:一是上海经济区时期。上个世纪80年代初,长三角三省市成立了上海经济区规划办公室,后来又扩大到安徽和江西,规划办做了一些有限的协调工作。二是浦东开发开放时期。小平南巡讲话之后,浦东开放力度加大,江浙两省为更好的谋求利用浦东开发开放的巨大政策优势,协作的意愿大大加强,安徽提出:“呼应浦东,开发皖江”的口号,但在发展中,安徽的差距在拉大。三是在上世纪末国家提出以上海为龙头带动长三角及长江流域战略后,上海提出了服务全国的概念,长三角经济合作显现出前所未有的热潮,三省市再次成立协作委员会,建立了省(市)长座谈会等相关的磋商机制,这个长三角磋商机制不包括安徽。但最近,江浙沪理论界提出了包括安徽部分城市在内的“‘泛’长三角”理论和“‘大’长三角”理论,标明安徽和长三角一直处于若即若离的关系之中。
从经济辐射的过程来看,长三角城市群的崛起或多或少都与接受上海经济辐射有关。20世纪80年代初期,上海有大量的技术人员以“星期日工程师”的自发形式,大量的退休人员以民间形式涌向长三角的中小城镇和乡村,为这些区域的工业化进程(苏南小城镇由此而兴起)提供了技术和管理等方面的支撑。引发了以民间合作为主要形式的的长三角第一波经济合作浪潮。20世纪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初,上海的国有企业以及其他工商企业,以建立零部件配套体系、原辅助料生产基地、产品定牌加工和经济联合等方式,大举向长三角地区的城市和乡村扩张,技术传播是互动的,有的是腹地企业主动“私通”得到的。浙江民营企业星罗棋布的发展,在工业技术上就于上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宁波“培罗成”西服就是为了纪念上海罗成法师傅传递技术而命名的(安徽宁国第一个半导体厂的诞生,归功于上海无线电五厂的一位工程师的技术辅导),此时政府间的合作意识也明显增强,逐步形成一个以全面工业化为基础、受计划与市场共同影响的长三角产业布局体系和以垂直分工为特征的分工协作体系。随着长三角地区中等城市经济实力的增强,在技术引进、外资进入的带动下,上海同长三角其他地区的产业垂直分工关系,开始被带有竞争关系的水平分工所取代。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合作领域由过去单一的生产加工销售向商贸、金融、旅游、产权、生态环境以及科研、人才交流等方面发展;合作机制由过去单一的企业行为,向政府搭台、企业唱戏、市场运作的方向发展;合作方向由过去单一的上海要素流向各地向双向流动的格局发展,一体化的雏形开始显现。
(二)长三角的合作机制。随着长三角经济一体化进程加快,政府间形成了一些制度性合作和协调的形式:一是苏浙沪省(市)长座谈会自2001年起,每两年召开一次;二是由长三角16市的常务副市长参加的经济协调会,也是每两年召开一次;三是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就存在的协作办主任会议,其主要职责是落实前两个会议形成的决策和方针。此外,长三角金融圈建设也紧锣密鼓地展开,目的是加快金融基础设施平台建设,促进金融联动。
目前的合作重点主要为:区域交通体系、信用环境、生态环境、信息化建设、区域发展政策和体制环境等。近期准备主攻的五大专题性目标:一是做好区域内公路、航道、港口等交通基础设施项目规划,并着手研究长三角城际快速轨道交通线的规划;二是出台三省市电子政务信息资源和信用体系资源的共享方案,制订三省市电子地图的建设方案,统一协调海底光缆的维护工作;三是加快区域旅游合作,推进中心城市旅游集散中心建设,发展汽车租赁业务,整合旅游资源,共同编制环太湖旅游规划和三省市旅游手册,并加快旅游网站联网;四是围绕太湖水污染治理,建立三省市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的合作框架,并建立三省市环境违法行为联防机制;五是加快天然气管网互联互通建设,实现区域内气源互补。
(三)长三角经济一体化发展趋势及战略走向。从发展趋势看,长三角地区的经济增长在提速,经济总量在全国的份额不断加大。2003年上半年,长三角的gdp占全国的25.7%,提高了 5个百分点;实际上利用外资增长迅猛,达123.7亿元,占全国的40.8%,增加了7个百分点。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特别是在政府和市场双重推力的作用下,长三角经济一体化总体表现为:横向联系逐步加强,行政关系有所淡化,经济区域日渐明显,基础设施互相对接,呈现出合作与竞争同时并存,在竞争中合作,在合作中竞争是态势。
上海市在力求尽快建成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的同时,为防止形成产业空心化,紧抓制造业不放,提出建设现代化制造业基地,推出了“173”计划,即在嘉定、青浦、松江三县划出173平方公里土地,作为上海市产业转移的“防火墙”,留住外资的“蓄水池”。江苏省着力推行制造业高地建设的同时,实施战略北移,跨江发展,把沿江地区建成国际制造业基地,对外开放的前沿阵地,区域共同发展的重要纽带。在产业发展中,逐渐形成沪宁沿线高新技术产业带、沿江基础产业带、沿海经济产业带和苏北资源加工产业基地的发展格局。其战略北移的核心是打通南通与上海的通道,加快“北上海”建设,带动苏北地区的发展。浙江省提出培育和建设面向世界的先进制造业基地,由杭州湾走向长三角,接轨上海,北进江苏,西出安徽。战略的核心是以杭州湾大桥的建设为契机,加快“南上海”建设,以杭州为中心形成4小时经济圈,从西湖时代走向钱塘江时代。
英雄所见略同,三省市战略有其共性:一是注重交通,江苏在2010年建设10座跨江通道,浙江正在建立跨海大桥,跨江跨海,迎接辐射。江浙两省都对交通提出具体要求,提出打造“2小时经济圈”、“4小时经济圈”等具体目标。二是注重制造业。制造业是工业当中非资源的技术密集型工业,它与城市和世界辐射紧密联系,在全球产业大转移和接受辐射的条件下,这是“兵家必争之地”。三是注重网络建设,注重宣传,影响全国舆论和国家政策。
今年以来,苏浙沪三省间你来我往,空前繁忙,“接轨上海投资环境推介会”、“融入上海发展论坛”、“长三角经济一体化专题讲座”等此起彼浮。尤其是三地高层领导的频繁互访,把以接轨和互动为中心内容的一体化推向高潮。可以预见,以长三角都市俱乐部为特征的长三角经济一体化即使不上升为国家战略,也会对我国我省经济发展起到重要影响作用。
二、 融入长三角是我省加快发展的重要战略取向
历史上的安徽和长三角同属一个经济区,芜湖、马鞍山曾属江宁府,就连安庆也曾归江宁府管辖,安徽作为长三角最为密切的地区之一,拥有大量的从上海动迁的三线工厂,历来就是上海、浙江等地的农产品和能源等原材料供应地,淮河、长江、新安江三大水系相接,多条交通干线相连,是对长三角招商引资最有条件的地区之一。80年代中期,安徽曾正是被扩大为上海经济区四省一市的一员。历届省委、省政府都高度重视与长三角地区的交流与联系,上世纪90年代,中央提出浦东开发开放重大决策不到三个月,我省就推出皖江开发开放战略,全国首家投资浦东,致力于打造皖江经济带,以呼应浦东开发开放,为皖江地区的发展创造条件。近年来,安徽与以上海为龙头的长三角的联系日益紧密,决策层的交流日益频繁,目的是相充分利用长三角地区资本、技术、信息、人才等优势,在产业、市场等方面实现对接,加快安徽对内对外开放步伐。